隋代是中国牡丹进入皇家宫苑的开始。它标志着中国牡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，为牡丹的迅速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自此，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牡丹栽培中心。
到了唐代，随着社会稳定，经济繁荣，唐都长安(今西安)牡丹逐渐兴盛起来。唐•舒元舆《牡丹赋》序载：“天后之乡，西河也，有众香精舍，下有牡丹，其花特异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，因命移植焉。由此，京国牡丹，日月寝盛。”唐初因牡丹极其珍贵，上层赏牡丹已成为高贵的活动。唐高宗(650-683在位)曾宴群臣赏“双头牡丹”(唐•柳宗元《龙城录》)。到唐玄宗时，长安牡丹的发展已有相当规模，形成历史上第一个高潮。“开元时，宫中及民门竞尚牡丹”(《事物纪原》)。《杨纪外传》载：“开元中，禁中初重木芍药，即今牡丹也。得数本红、紫、浅红、通白者，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。会花方繁开，上乘照夜白，纪以步荤从，诏梨园子弟。李龟年手捧檀板押众乐，前将欲歌。上曰：‘赏名花，对妃子，焉用旧乐词为?’遂命李龟年持金花笺，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……”这是盛唐时期一次空前的盛会。与会者有当朝皇帝李隆基和贵纪杨玉环，有诗坛圣手李太白，有歌坛名家李龟年。李白的诗誉“名花”、“倾国”之美貌，描绘出一幅光彩照人的画面，可谓千古绝唱。
唐文宗太和年间，中书舍人李正封诗曰：“国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”(《摭异记》)。牡丹遂有“国色天香”的盛誉。唐代自武则天始，至玄宗天宝十四年(755)是长安牡丹引种、发展鼎盛时期，是中国牡丹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。
唐代，除宫庭御苑栽植牡丹外，道观寺庙，富豪宅院以及民间皆酷爱牡丹，种植牡丹已十分普遍。《酉阳俎》载：“兴唐寺有牡丹一案，元和中，著花一千二百朵。……兴善寺素师院牡丹色绝佳，元和末，一枝花合欢。”《南部新书》载：“长安三月十五日，两街看牡丹，奔走车马。慈恩寺元果院牡丹，先于诸牡丹半月开；太真院牡丹，后诸牡丹半月开。”《酉阳杂俎》还载：“东都尊贤坊田令宅中，门内有紫牡丹成树，发花千朵”。此外，西明寺、永寿寺、光福寺、崇敬寺，及杨国忠、令狐楚、浑瑊、裴士淹等私第均植有牡丹。唐代人们崇尚牡丹，热爱牡丹达到“家家习为俗，人人迷不悟”(唐•白居易《买花》)的狂热程度，花开时节“一城之人皆若狂”(唐.白居易《牡丹芳》)，“以不就观为耻”(唐’李肇《国史补》)。牡丹身价相应提高，“人种以求利，一本有值数万者”(《国史补》)。白居易也说：“一丛深色花，十户中人赋”。
唐代牡丹栽培技术已有长足进步，并出现了种植牡丹的花师“洛人宋单父”(唐•柳宗元《龙城录》)。在牡丹的移植技术上，通过“上张幄幕庇，旁织笆篱护，水洒复泥封”而达到“移来色如故”(白居易《买花》)的程度。牡丹栽培技术的提高，使牡丹的花型、花色不断增多。由隋时的红、黄二色发展到多种颜色(《酉阳杂组》)，同时也出现了重瓣品种。“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，花始开，香气袭人。一朵千叶大而且红。上每睹芳盛，叹曰：人间未有”(《杜阳杂编》)。据唐•罗虬《花九锡》载称唐代宫廷中还注重牡丹插花，并对摆设环境、剪截工具、容器、水质、几架都有严格要求。在欣赏牡丹插花的同时，还要绘画、奏曲、饮酒赋诗。宋代，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。北宋是中国牡丹发展史上又一个辉煌时期，此时，洛阳牡丹为全国之冠。宋建都开封，洛阳号称西，经济文化发达，且历史上作过多朝国都。宋真宗时，社会稳定，各业兴旺，于是已有300年牡丹发展历史的洛阳，种牡丹、赏牡丹之风又兴盛起来。“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，春时，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花开时，士庶竞为邀游。”(宋•欧阳修《洛阳牡丹记》)。“至花时，张?酷ⅲ惺兴粒芟移渲校侵惺颗袒鹩沃?李格非《洛阳名园记》)。宋代，在洛阳由于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牡丹文化的发展，一些专著也先后问世，以介绍牡丹的栽培技术、花品种等。其中，欧阳修的《洛阳牡丹记》当是世界上第一本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(李嘉珏，1999)。欧阳修在其《洛阳牡丹记》中写道：牡丹“是洛阳者为天下之第一也。”自此，“洛阳牡丹甲天下”之誉流传至今。
在洛阳牡丹鼎盛之时，成都、陈州(今河南淮阳)牡丹相继兴盛起来。据宋•胡元质《牡丹谱》载：前蜀时成都附近“皆无牡丹，惟徐延琼闻秦州(今甘肃天水一带)董成村僧院有牡丹一株，遂厚以金帛，历三千里取至蜀，植于新宅。至孟氏(孟昶)于宣华苑广加栽植，名之曰牡丹苑。”花色也相当丰富，“有深红、浅红、深紫、浅紫、淡黄、（金?^）黄、洁白……”，花型多样，甚至有“重台至五十叶”。“千叶花来自洛京，土人谓之京花，单叶时号川花。”“蜀平，花散落民间。小东门外有张百花、李百花之号，皆培子分根，种以求利，每一本或获数万钱。”宋微宗政和二(1112)张邦基赋闲陈州，著《陈州牡丹记》，记述了陈州牡丹盛况：“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，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。园户植花如黍粟，动以顷计”。张邦基还记述了园户牛氏家所植姚黄的变异现象。
南宋时，牡丹栽培中心南移，四川天彭(今彭州市)、浙江杭州等地牡丹始见盛名。宋孝宗淳熙五年(1178)，陆游亲往天彭赏花后，著《天彭牡丹谱》，书中云：“牡丹在中州，洛阳为第一；在蜀，天彭为第一”，“至花户，连畛相望，莫得其姓氏也。”“天彭号‘小西京’，以其俗好花，有京洛之遗风。”
元朝，在近百年的历史过程中，牡丹种植处于低潮。
明代，牡丹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较大发展，栽培中心转移到毫州、曹州，国都北京、江南的太湖周围、西北的兰州、临夏等地也繁盛起来。明末清初，牡丹发展受到影响，到清康熙年间又逐渐恢复。从康熙到咸丰的200年问，是又一个昌盛时期。牡丹在中国历经1600余年的发展，逐步形成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，其他地区为次要栽培中心的格局(表2—1)。随着政治、经济形势的变化，特别是朝代的更替，牡丹栽培中心不断有所转移，但主要栽培中心基本上处于黄河中下游。如长安-洛阳-陈州-毫州-曹州，中间南宋时天彭也曾成为栽培盛地，但规仍不及上述各地。这是中国牡丹栽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一条主线。除此以外，也应看到其他地区还有一些次要中心，如甘肃兰州及其周围的临洮、临夏、陇西；长江三角洲的上海、苏南及皖东南；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、彭州等地。这些地区的牡丹由于遗传背景的不同，以及气候、土壤条件的差异，逐步演变成为各具特色的品种群(李嘉珏，《中国牡丹与芍药》)。
由清末到民国时期，内优外患，战乱不断，民不聊生，牡丹栽培亦受到严重摧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牡丹栽培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，中间虽有过曲折和反复，但从1978年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，中国牡丹栽培事业又迎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。
